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蓬勃之姿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
本期，我们聚焦一批哲学社科领域的青年学者，他们既立足本土经验，又兼具国际视野；既注重理论创新，又紧扣时代需求。他们的故事里，有躬身田野的坚守，有学科交叉的火花，更有中国学术自主性与创新性的生动体现。他们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深耕细作，矢志打造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书写中国学术的崭新篇章。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感受“学术青春”的蓬勃力量。
积极推动中国自主的“三农学”研究
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陈威
作为农林经济管理领域的教研人员，我在治学、教学中时常感受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性。例如，当我们把“三农”概念翻译成英语时，就会遇到“不可译性”的难题——英语中，“农业、农村、农民”的词根不同，无法整合翻译为中国通过长期实践与本土研究凝练成的“三农”概念。这与中西方社会形态结构的根本区别、双方知识体系“基座”的不同密切相关。
在引进西方相关学科的过程中，我们愈发意识到，西方基于规模化农业的理论范式，很难解释我国农业文明延续数千年的智慧。这促使我们积极推动自主的“三农学”研究，揭示精耕农业如何塑造国家治理结构、分析土地制度与乡土社会的共生关系、探索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中国路径等，为全球小农主导型经济体提供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发展知识体系。
目前，我们遇到了两大挑战：一是如何突破西方理论范式，把中国实践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学说；二是怎样验证中国农业理论在全球的适用性，并使其在经历各地本土化调整后形成真正超越时空的经典。
学术自主权，要在解决真问题的过程中生长出来，要求学者兼具理论勇气与历史耐心。我们的一项重要研究，是从中国脱贫攻坚的有组织搬迁政策切入，揭示有为政府在打破生态贫困陷阱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前西方关于减贫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往往仅关注增收，相应的政策手段主要为转移支付，且减贫效果有限。另外，西方对于与森林等资源相关联的贫困研究，主要探讨因资源枯竭而被迫搬迁的恶性循环，被归纳为生态贫困陷阱理论。而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证明绿色脱贫可同步实现民生改善与生态修复。
我与合作者近期在国际学术期刊《PNAS》发表论文，研究中国易地扶贫搬迁中减缓森林砍伐的生态效应，围绕“两山”理念揭示了中国减贫方案的生态智慧。这一研究融合卫星遥感数据、县级面板数据和农户调研数据，首次实证发现搬迁政策使迁出地森林覆盖率提升13.44%，搬迁后脱贫户薪柴砍伐量显著减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仍然安置在本县内农村地区的脱贫户，也减少了砍伐。这充分说明：中国易地扶贫搬迁不是单纯把农户搬离森林，而是通过系列配套帮扶措施促进农户转换生计生活模式，实现脱贫与生态修复的双重目标。
探索考古学跨学科发展之路
讲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效儒
我的研究方向聚焦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瓦件手工业考古，在推动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当代青年学人的独特优势——拥有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广阔空间。
考古学除了自身较为传统的理论和方法，相关分支涉及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因此，对考古学来说，跨学科研究是题中之义。我的课题《三国两晋南北朝瓦件的手工业考古研究》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传统瓦件研究多关注类型、年代和功能，但仅仅回答“是什么”还不够，谁组织了生产？工艺水平如何？工匠如何管理？技术如何互动？这些问题都有待解答。于是，我将科技分析纳入研究计划，希望深刻揭示这一时期各类瓦件的制作工艺及其相互关系。这种跨学科方法不仅能弥补传统考古类型学研究的不足，也有望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启示。
三国两晋南北朝瓦件的手工业考古研究，为深刻揭示中国古典建筑文化内涵、民族和文化融合、技术交流、城市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瓦件的手工业考古研究，可以达到更加直观、清晰地展现3-6世纪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技术交流等情况的目的。
通过梳理学术史，我发现，中日学者曾协作对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中心性遗址出土瓦件开展制作技法研究。尽管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这并不够。我们还应该立足于国内出土的考古材料，通过宏观、微观和比较研究，对材料的内在逻辑进行归纳，对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案。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根本，我的相关研究围绕汉魏洛阳城等中心性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展开。我曾通过秦汉都城瓦件的规格研究，发现建筑材料标准化与政治统治的紧密关联。后来，我对汉唐间瓦件体系的演变进行梳理，从绳纹瓦到素面瓦、篮纹瓦，再到磨光瓦，工艺变革背后反映着社会变动、民族交流和融合等问题。这些发现打破了我的原有认知，让我意识到考古学研究是实证性、实践性的研究，必须从田野实践出发，充分借鉴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出土材料进行分析，挖掘中国经验，提炼本土理论概念，以此构建符合自身的知识体系。
我很幸运成长于一个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国家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资助、建设学术平台等方面提供了很多制度性支持，尤其关注青年人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启计划”，是专为新入院青年学者提高主持科研项目能力、提升创新研究水平而设立的资助计划，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性工程的一部分，是开展有组织科研的重要举措和具体实践。我的课题在“青启计划”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开展。
作为一名青年学人，我愿继续扎根田野，在跨学科融合中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之路，让中国考古的故事焕发新光彩。
搭建数字经济学“四梁八柱”
讲述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刘航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经济如今已呈燎原之势。2020年6月，作为《数字经济学》课程的负责人，我开始组织团队成员编写本科教材“数字经济学导论”。那时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学教材，学生们只能零散接触些平台经济案例。国外也很少有专门称为“数字经济”的课程，更多的是偏研究性质的手册或偏管理学的教材，且缺乏系统性的知识架构。
在编写教材之初，我们就希望搭建一个具有一致性的数字经济学知识架构。在构建数字经济学知识体系时，我们秉持着四个基本理念：一是学术共识性，选取国内外顶尖权威期刊上经广泛引用、达成共识的学术成果，简化后融入体系作为教学材料。二是产业实践性，结合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和企业案例，提炼内容融入体系，让知识落地。三是思政性，以我国政府部门出台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为抓手。四是衔接性，确保与学生之前学的宏微观等经济学课程知识体系顺畅衔接。
数字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新学科，是因为数据要素与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相互融合，催生了很多新现象，对这些新现象的解释便形成了新理论。目前最新版本教材的知识体系包括需求侧的网络效应、供给侧的成本效应，数字经济中的两大关键要素，以及微观层面的市场交易和产业组织、宏观层面的发展与治理等部分。基于此，我们还构建形成了包含1275个知识点的知识图谱，计划分层整理，以便与经济学其他学科衔接。
在教材更新过程中，我们提出了不少原创性概念和理论。比如“平台的双重二元属性”，指互联网平台在目标上兼具逐利性和公益性，能力上有信息优势和技术优势；“技术—经济—治理的分析范式”，从互联、数据、集成、优化、融合到转型层，解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平台监管的三个层次”，即刚性监管、协同监管和响应式反垄断监管等。这些概念很多是开创性的，是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实践的原创概念。
从2022年开始，我率先开设了“数字经济学”课程。由于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上课内容会基于现实案例与学术研究不断更新，这也反映了数字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动态变化。当然，作为一门新课，课程建设充满了挑战：能参考的资料非常少，给不同的班级上课需调整课程定位和内容等。与之配套，我们还形成了面向低年级本科生的通识课程讲义——《数字经济学导论》配套讲义，以及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研究型课程讲义。目前，我们正在推进“数字经济学”课程的数智化建设，包括编写《数字经济学讲义》，建设数字化教材，融入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个性化知识体系等。
共圆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梦”
讲述人：中国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教授 施鹏鹏
纪检监察学脱胎于我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制度与实践，因而带有明显的中国自主知识特征，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底，中国政法大学在中央纪委的领导下开始了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的论证与申报工作，我有幸作为工作专班成员全程参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上百次论证方案的讨论与修改，见证了这一新兴学科的成功孵化。在论证之初，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是否具有独立性。不可否认，纪检监察学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其他学科，但在纪检监察制度实践的推动下，这些知识从原本的学科中分离出来并重新融合，而这一知识分化与整合的过程随着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已逐渐成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可以支撑纪检监察学成为与法学、政治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由此，纪检监察实践中产生的原创性知识成为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成为其自主知识特征的集中表现。
学科建立后，学界围绕纪检监察学的核心概念与基本范畴开展了深入研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纪理学”概念的提出。具备法学教育背景的人可能瞬间就会联想到“法理学”，这正是提出“纪理学”概念的参照物。“纪法贯通”是纪检监察学研究的重要范畴，纪理与法理的概念对照与理论贯通是研究纪法贯通的重要基础。可见，纪检监察学虽然需要构建独有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但提炼的原创概念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原创概念背后的理论根基是其具备科学性和延展性的关键。
学科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又需以完备的教材体系建设为前提。2022年7月，在中纪委领导下，中国政法大学参与了9本纪检监察学科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担任其中3本教材的主编单位，我主要负责其中1本的编写。该系列教材凝聚了各个参编高校中纪检监察学研究人员的心血，经历数次审稿、读稿及修改，力求在内容编排上兼顾理论深度与实务特色，同时满足纪检监察专业初学者与研究者的需求。在教材即将出版之际，又恰逢监察法及监察法实施条例修订，各主编单位再次加班加点更新及修改相关内容。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正式将纪检监察学设为一级学科，标志着纪检监察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得到权威认可。从学科知识体系的独立到原创概念的阐释再到学科自主教材体系的建设，中国纪检监察学的每一步发展都烙印着中国自主知识特征，也为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力抓手。
（记者张亚雄、杨飒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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