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16日清晨，南宁细雨微凉。中央工作会议尚未开始，灯火通明的临时会场却已传出连绵不断的朗读声——低沉的湖湘乡音夹杂着生硬的英音，时而停顿，时而加重语气。工作人员循声推门，看见毛主席正捧着一本包着牛皮纸的《英汉四用词典》，一笔一划在页边添注，旁边的外事秘书林克轻声提示发音。会场外候会的几位省市领导相互张望，谁也没想到，这位年逾花甲的领袖，会在如此紧张的会议间隙，抓紧给自己补外语课。
毛主席迷上英语，严格说来并非一时兴起。1954年秋，林克调入中央办公厅担任外事秘书。11月的一天，广州珠江边的临时住处里，毛主席放下刚读完的外电报道，对林克开门见山：“你做我的老师，可好？”一句请求，语气诚恳得像个求教的学生。从此，林克的公文包里多了一份固定行囊——厚厚的字典和剪下来的英文时评，走到哪儿随身带到哪儿。
他老人家的学法很特别，不背“cat”“dog”这种入门单词，而是挑《北京周报》上的时事评论、各国共产党宣言的节选来啃。林克曾向同事打趣：“主席的第一课，就是‘dialectical materialism’。”看似“拔高”，却合乎实际——政治、哲学才是毛主席真正关心的领域。熟词，他直接读；生词，就在行间密密标注多音节注音，再写上近义汉字。日积月累，那些纸张被翻得卷边，像打过几次长途仗的老战士。
尤其1957年春天南下调研，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四地大会连轴开。火车穿行鲁南平原时，林克刚放下笔记本，毛主席招手：“小林，再来两段。”11时到12时，车厢里除了车轮轰鸣，就剩夜以继日的琅琅书声。到南京后，他又从机场直接进会场，报告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趁午餐空当继续“补课”。
用功到什么程度？1959年12月17日，毛主席给林克写便条：“December 8， 1959， Vol.Ⅱ， No.49《北京周报》内《Battle with Nature》一文，烦请把不认识的字都注明，我准备学些新词。”自此可知，他看报不只是浏览，更当作教材。
林克回忆，老人家最爱清晨起床后一小时。天微亮，警卫照例按门铃，主席常端着一杯浓茶走向书桌：“开始吧。”如果感冒或劳累，他也会写个字条请假，“非不想学，嗓子疼，朗读困难，盼谅解。”他把林克称为“先生”，并自嘲“老学生”。
学到兴处，他喜欢现场验证。1956年5月31日，武汉横渡长江成功后，他站上甲板，浑身滴水，忽然问林克：“Nation，为何国家民族一个词？”众人惊讶，保卫干事谢群滋后来对人说：“那天主席谈的，不是水流，而是词源。”可见他思考之深。
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提到外文学习：“除非发烧三十九度，否则每天挤时间；搞十年计划。”席间气氛略显拘谨，他笑了笑，“我六十多岁都学，你们该有点朝气嘛。”有人点头，却忧虑地说任务重。他摆手：“脑子换换档，也算休息。”短短几句，既是督促，也是自勉。
1960年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付印。他写便条催取：“两本，一本你留，一本我读，对照看看。”又过几月，莫斯科会议声明英文版出来，他再度要求“对读”。对照阅读，既练外语，也校对国际共运文件，可谓一箭双雕。
他老人家学外语还带上幽默色彩。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他承认“外国文没有学通”，又补了一句：“不死不休，总要见马克思时候心里踏实些。”自嘲中透着倔强。
林克说，毛主席不怕念错。night总是被读成light，他就反复跟读，从不尴尬。曾有人暗自嘀咕“堂堂主席还出洋相”，他却笑着纠正：“学东西怕笑话，那就永远停在幼儿班。”
大事当前，他依旧随手翻书。1970年4月，《参考资料》在“地面导弹”后加英文原词。毛主席拍案称好：“名词新，不注英文怕误会。”同年6月，人大会堂会见外宾，他用英语介绍“China”的两种解释，一笑缓和气氛。
1971年杭州，谈起个人崇拜，他摇头：“Long Live对年轻人可喊，对我别喊。”把“万岁”拆解为外文长寿，从语言学角度劝止吹捧，耐人寻味。
不仅自己学，他还想把“外语热”推广到省一级。1958年9月，专列停邯郸。晚餐时，毛主席亲自介绍林克：“我的英语老师。”随即对陶鲁笳等第一书记说：“不懂美国文字，难辨好坏，最好每省配个英文秘书，你们也动手学。”席间，有人略显踟蹰，他轻轻敲筷子：“one divides into two，矛盾到处有；语言也是矛盾，拆开来看就不怕。”
对一些同志写信，他偶尔加进English，既活泼，也提醒收信人多接触新知。1959年2月2日致各省书记的信末，他写上“Good morning”，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
毛主席把学英语当作工具，不是猎奇。他常说：“斗争要知己知彼，连对方文字都看不懂，怎么知彼？”这句思路，贯穿他整个外语实践：读《纽约时报》，不是欣赏文采，而是掌握信息；研读《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是为了在理论细节处多一层体悟。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视力下降，他索性改用粗头铅笔，在英文本上写大字注解，整本《共产党宣言》几乎被再写一遍。警卫同志劝他休息，他摆手：“大字看得见，顺便练笔。”
到1976年初，他提笔仍能写下简单英文短句，尽管发音略显吃力，却坚持朗读。林克当时已调离中央，但只要有机会进京，总会带几份外文资料探望。老人接过资料，常用一句话结束简短会面：“谢谢，你辛苦。”有时念英文“Thank you”，音调依旧带着故乡味。林克事后感叹：“这番认真，像学生，更像战士。”
若把1954年至1976年串起来，可清晰看到一个领袖如何用20余年，坚持在最高决策间隙深挖自我。没有仪式感，也无旁人设定的考试目标，只靠“不死不休”的韧劲。
有人问林克，毛主席英语水平到底怎样？他思索片刻：“真正的用处不在口语流利，而在能够直接吸收世界信息。从这个意义，他的外语成色相当高。”此番评价，透露了学习的核心价值——独立获取知识，避免信息过滤。
回看那段岁月，夜航灯下的词典、列车上的朗读、甲板上的随口发问，组成了毛主席学习外语的一幅长卷。经验很朴素：年岁不该成为放弃探索的理由，身处高位亦需自我加压，而“洋为中用”更是国之大事。新中国初立，世界棋局波诡云谲，若无足够的语言钥匙，窗口将被蒙尘。
毛主席留给后人的，不止是宏阔的战略思想，也有这股“活到老、学到老”的骨子劲道。事实证明，痴迷学习并非个人癖好，而是冷静洞察世界的一种必需。
延伸·红色课堂里的英语声
1964年春，延安大学旧址内开办了一期省委书记英语短训班，学员不过二十来人，却引来不少调侃：“打仗不靠枪改用ABC？”实际上，这正是毛主席“各省书记学点英语”倡议的试水。课程安排紧凑，早六点晨读，午间听磁带，晚自习翻译《人民日报》外文版。任课老师出自外交部和北外，连课间聊天都要用简单口语。山西学员田家麟回忆，第一堂课老师只说“You are welcome.”全班面面相觑，好不容易有人举手：“请再慢一点。”半年下来，学员虽未能与外宾侃侃而谈，却能读懂《参考消息》。结业汇报那天，大家轮流用英语介绍本省钢产量、水利工程、棉花收成，联想到主席常说的“知己知彼”，不少干部暗自庆幸：原来外语不是花架子，而是新武器。课程结束后，这批学员回到各省，纷纷在地委、县委倡导“翻译角”，让更多基层干部尝试念外文资料。尽管效果参差，却在无声处埋下了学习外语的种子，为后来更开放的对外交往悄然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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